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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元代以后，“诗、书、画、印”逐渐熔为一炉，在作品中相互辉映，最终形成了中国美术所特有的艺术风格。闲章，便是“印”之中独特的门类。闲章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吉语印，印文内容包括“得志”“行吉”等吉祥语。一般来讲，书画作品中除了姓名章、斋馆章、年月章等有具体指代的印章外，其他印章都可以归为闲章。闲章大小不一、形状不拘，其内容广泛，包括吉语、箴言、佳句、鉴藏等，通常见于书画的引首、押脚、拦边等处，能够起到抒发胸臆、平衡布局的作用。闲章作为一种载体，能够真实地承载作者的思想、志趣和性情，表达内心的本真世界。此外，闲章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清代皇家的玺印谱册——《宝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三代皇帝的闲章样式和印文内容。乾隆曾言，“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可见闲章之寓意，名在章，实在文。

　　古人认为，帝王是仰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的。天人之间相互感应，如果帝王崇德象贤，则会祥瑞相伴；假如帝王无德作孽，则会天降灾异。古代皇帝自比天子，所谓“敬天”，即要依循天道来治国而不能有所忤逆。同时，要“勤民”。在三帝的闲章之中，多含敬天勤民的思想，如“保合太和”“建中于民”“信天主人”等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康熙心神不宁，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便立即谕示百官，要倍加警醒、留心民事。“兹宜各殚乃忱，共勤实政，以为修弭之道”。雍正即位之初，畿辅之地多因降雨而被淹，雍正在宫中“虔祷上天，中夜屡起，瞻望云色，以卜晴雨。祈祷之时，尝终日饮膳不御”，可见其敬天之诚意。乾隆自号“信天主人”，主政期间，恪守祖、父敬天勤民的理念，“仰荷上苍嘉佑”，三次普免地丁钱粮，两次蠲免各省漕粮，而且未再增加赋税，使得“府藏殷实，国用充饶”。

　　除了对天道神灵的尊崇，康雍乾三帝还积极效法华夏先王尧、舜、禹的为君之道。在“惜寸阴”“惟尧则之”“惠迪吉”“协和”“用中”“精一执中”“执两用中”“所宝惟贤”等闲章中均有所体现。

　　舜、禹都是惜时的典范，舜“鸡鸣而起，孽孽为善”；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除了珍惜光阴，尧、舜、禹的亲贤尚贤之举、精一用中之道等，三位皇帝同样向往、追求。尧统治时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重视贤达，将王位传给舜，有“禅让”之举，舜多次称赞禹最为贤良，继而传位给禹，使这一古史佳话得以承续，更留下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箴言。对于这一理政心传，三帝中，尤以乾隆恪守厉行，“朕为天下主，惟有执两用中，期与天下臣民休养生息”。

　　如果说“敬天勤民”“祖述尧舜”还带有宣扬正统性、合法性意味的话，“为君难”的慨叹和“崇实政”的作为则更为真实。

　　为君之难，康熙深有感触：“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这些论述，既表现出一代帝王的慨叹，同时也表明了纵万难之下亦要勤勉严谨之志。

　　相比康、乾二帝，雍正的即位过程是一件历史公案，在当时就颇受质疑。“为君难”更是雍正的内心真实写照。雍正即位后，关于其篡位的议论，朝野上下、京城内外沸沸扬扬，“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负面舆论甚嚣尘上。为了辟谣，雍正亲自组织编纂《大义觉迷录》，剖示心迹，“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然而在其执政期间，怀疑和议论却未曾停止。

　　为溯本清源，雍正在执政过程中不尚空谈、克崇实政，今有“崇实政”“朝乾夕惕”“兢兢业业”等印文传世。“崇实政”，意即为君为臣者要关心国计民生，要解决实际问题。雍正曾谕令，“古之纯臣，载在史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而“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则更为准确地体现了雍正的勤政，“自朝至夜，殚心竭虑，晷刻靡宁。无非欲休养民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升平之福”。面对浩繁的奏折，雍正坚持亲笔批阅，甚至工作到凌晨。

　　克崇实政的理念在乾隆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乾隆有“敬胜怠”等自警的闲章印文传世。乾隆极其自律，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记载，“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乾隆七十寿辰之际，刻有“古稀天子之宝”，配以“犹日孜孜”次章，并撰写《古稀说》以自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他八十寿辰之际，刻有“八徵耄念之宝”，配以“自强不息”次章，并撰写《八徵耄念之宝记》。“八徵耄念”出自《尚书·洪范》，是上天赐予禹治理国家的九畴大法之第八——念用庶徵，意即要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征兆，要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有所准备。

　　康雍乾三帝勤政非常，然而在日常纷繁的政务之余，会选择游心于文翰之间。在《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中，分别收录了康熙200多件、雍正50多件、乾隆2000多件作品。据《皇清书史》记载：“（康熙）万几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模，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

　　在闲章之中，除了“万几余暇”“几暇怡情”“敕几清晏”，我们还能看到“偶然欲书”“意在笔先”“绘事后素”“比德”等诸多有关书画创作的印文。“偶然欲书”出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是书法创作的“五合”之一，意指只有心无杂念，方能神融笔畅，进而创作出好的作品；“意在笔先”强调书画创作中构思的重要性；“绘事后素”蕴含了绘画的色彩观和风格观；“比德”意将物之自然美与人之品德美相统一等等。这些都是三位皇帝所认同的书画创作理念。

　　在书画鉴赏方面，“睿鉴”“雍正御览之宝”“朗吟珍赏”“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等有关鉴藏的印文也在书画中屡见不鲜。对于乾隆的艺术造诣、鉴定功底，后人多有品评，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对帝王的评价标准与艺术家应是不同的，正如乾隆在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中题诗感叹的那样，“以斯精义入神思，为政施之岂致差”，假如宋徽宗能将对书画技艺的专注用在治国理政上，国家不至于败落到如斯田地。“天清地宁”“九州清晏”才是对帝王的要求，至于主业之余的闲暇抒怀，其水准如何，则不宜过于苛求。

　　闲章虽小，内涵丰富。透过闲章印文，我们能够从多个侧面窥见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精神世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三帝的政治追求和笔墨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