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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的创新表达
——以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 采访实录为例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2017-06-09 07:59:25

 (一)

  口述历史是融合历史学、文学、新闻学、档案学的一门综合学科,主要是运用笔录、录音、录像等方式记述和保存亲历者和见证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口述,以此发掘、记录和研究历史。口述历史有别于传统的物传、言传、文传,是记录和研究历史的新形式,使史学研究的视野已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社会资料的发掘。口述历史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抢救历史资料,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资料。《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就是口述历史的成功运用。

  习仲勋同志出生于1913年10月。他13岁参加革命,18岁组织发动“两当兵变”,19岁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21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娃娃主席”。后来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后才得以释放平反。抗战期间,他先后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和北大门。抗战胜利后,他任西北局书记,时年32岁。解放战争期间,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才45岁。1962年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受到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1978年复出到广东,团结省委“一班人”推动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曲折、精彩、传奇,富于故事性。讲述他的经历,当然可以由官方修传,可以辑录文献或纪念文稿。但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无疑会增加历史的具体性、丰富性,真正传达出“群众口中的习仲勋”。事实上,习仲勋同志在陕西、北京、河南、广东、江西等地都留下了足迹,他接触了大量干部群众,人们与他共事、交往,甚至在一面之缘中的所见、所闻,对他的认知、评价,都长期散落民间,如果不是依靠口述历史的方式,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片段不一定都能载入史册,而随着人员流动、衰老、离世,这些史料将会逐渐消失。用口述历史的方式收集这些史料,整理后加以出版,是非常迫切也是较为科学的方式。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下册的采访历时5年,采访人数多达200人,行程超过30000公里。采访对象都曾经与习老有过交集,现在多为老人,很多年迈的采访对象已经不能自己写作了,还有一些群众并未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如果让他们写,即使写出来,也难以保证质量。而谈话则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专门选用新闻学专业的、健谈的同志负责采访工作,根据选题立意预先设计好采访提纲,围绕采访提纲与采访对象交流、谈天。在轻松的环境下,采访对象回忆起往事比较真实全面。与此同时,我们配备相应的作家、编辑,作家负责记录、整理访谈内容,编辑则搜集相关的采访资料,为文稿的编辑和出版做充分准备。正是由于深入实地访谈,团队化创作模式,经过前期精准策划和选题论证,挖掘和抢救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再现了习仲勋同志的光辉一生。

(二)

  好的口述史,要有好的呈现。在《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创作中,我们采用了从选题策划到写作、编辑出版都由一个团队完成的“编创一体化”模式,采访组在人员配备上做到优势互补、专业互补,达到功能和效率的最优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编创一体化”模式,首先有赖于团队敏锐的策划力。《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的策划,缘起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本来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但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党的执政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不会走群众路线、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配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想到了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习仲勋同志,认为他的经历和丰功伟绩完全可以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如何把习仲勋同志的经历和事迹写活,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如果请知名作者来写,恐怕会陷入一家之言;如果请党史专家来讲,又恐怕偏重理论和宏观。我们决定要写一本与众不同的书,要写出习仲勋同志本人丰满的形象、鲜明的风格。我们发现,之前出版习仲勋同志的图书都是由编写组编写的,这是因为他从来不爱给自己树碑立传,他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走群众路线,他爱群众,群众也爱他。或许,让群众来讲述他们和习仲勋同志的故事,才是最好的解读方式。由此,我们确立了《习仲勋与群众路线》的定位——让群众来讲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故事。对这个定位的阐述,就是“这不是文献资料中的习仲勋,也不是影视作品中的习仲勋,而是实地访谈所得第一手材料,这是最真实的群众口中的习仲勋”。

  “编创一体化”模式,关键在好的执行。而好的执行,基础是好的团队。我们采访组配备了三个方面的人才:专业采访者、专业作者、专业编辑。

  专业的采访者。《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的采访过程,就是与口述者进行交流和搜集信息的一个过程,采访者把口述者的观点融入采访主题,为采访引入强有力的支撑和支持。采访之前,采访者会根据主题制定整个项目的方向,根据口述者的职务、履历和之前的言论或作品量身打造采访提纲,并根据提纲每一条内容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阅读相应的著作,收集和查阅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统计数据,并勾勒出整篇行文的大致框架,并依次在采访中作出相应引导。在提纲拟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普通劳动者和一名知识分子的采访,应当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特点不同、经历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不同。在设计问题时,做到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由浅入深、不断深入,而不是盲目的随意提问。采访者问题的设计尽可能照顾文章写作的需求,并且以对材料的熟悉和通过充分的做功课,来考虑采访对象可能给出的答案,以确保整个采访过程、方向、框架、内容大致都能在采访者掌控之中。

  专业的作者。作者与采访者合作多年,具有默契的沟通协作能力,作者本人具备相应的国史、党史研究和写作经验,以及对口述者所提供资料的把握和取舍能力。在口述者所讲述的内容基础之上,有文学加工的能力,这种加工要基于口述者本身的语言特点、身份、职业、性格特点来进行文学化的语言提炼和加工,力求使文章更具有口述史的趣味性和易传播性。当然,这种加工不能脱离口述者的原意。作者也掌握丰富的资料,在口述者所述内容与历史资料不相符的问题上进行甄别、推断与考证。必要情况下,需要向口述者本人求证或多方求证,以应对口述史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史实材料冲突问题。

  专业的编辑。编辑具有多年的图书编辑、审稿、出版经验,主要把握所有字、词、语法的正确使用,搜集、整理和保存采访资料,对采访时间、地点、姓名、履历等信息进行收集和查证。编辑在团队中的工作最为繁琐,采访前期参与采访提纲的准备,采访过程中搜集整理资料,采访之后对资料进行保存和归纳整理。在文稿形成后,还要进行文字编辑加工,口述历史类的稿件既要语句通畅,符合语法要求,又要保持口语原汁原味的特点,在有些地区的采访中夹杂方言,甚至还要对相应的方言语法、词语进行必要的、准确的、简洁的注释。最重要的是,口述历史类的稿件当中往往夹杂了口述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态度,甚至有的不符合客观历史,编辑必须精通党史,在审稿时对此类内容进行审核把关和优化调整,并对错误和前后矛盾之处进行修正,确保文稿达到出版水平。

  团队协作精神是“编创一体化”团队创作模式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知所学是有限的,对人对事的理解必然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一个人很难做到从多角度、立体地去了解采访对象及其所述的历史。一个团队有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的成员相互协作,可以弥补各种缺点和不足。

(三)

  传统国史与党史著作,比较偏重于档案、文献及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活动,而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记录,多以数据和宏观视角来描述,对群众的思想方式、诉求、心理缺乏有特点和有代表性的微观视角。《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的成功实践,让我们感到口述历史可拓展的范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没有机会留下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也可以给那些在常规的国史及党史研究中没有位置的事件提供存在的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口述历史将会让曾经沉寂的历史变得鲜活,也让逝去的时间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当中。作为采集者和创作者,通过考证与追问尽可能还原历史。口述历史在现象层面的挖掘和采集上,具有其他历史研究方式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现象层面的历史,永远比尘封的文献更具丰富的内容。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实录使用“编创一体化”团队创作模式,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采用实地调查研究的方式,解读历史、体会历史,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历史资料采集与创作。口述历史的发展,将迎来历史的大众时代。

  扩而大之,中国今天的故事令人赞叹,中国昨天的故事令人动容。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今天的故事,也要讲好中国昨天的故事。我们应该在新闻出版业运用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讲故事的方法,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昨天的故事,记住我们曾经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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